雁门关是太行山和吕梁山之间最北的豁口，也是万里长城九大或者十三大关隘之一，草原部落向南越过雁门关就能轻松进入山西腹地。紫塞，据说长城“土色皆紫”，所以周兴嗣在编缀《千字文》时就把长城称为“紫塞”。也有说筑城死亡的民夫就地掩埋，血入泥土就开出紫色的花——这不禁让人心头一紧，直接联想到“万恶的旧社会”。的确，秦始皇开创的“封建专制”，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！“反封建”也曾经是我们官方的常用语。本期就来聊聊现今已含混不清的“封建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按惯例，解字之后接着聊。
雁（yàn）——此字古今一义，就是今天依然比较常见的一种候鸟。古时婚礼流程中有个环节叫“纳采”，就是以雁作为礼物，取大雁“一夫一妻”终身为伴生死不渝的美意。甲骨文象形中，是一只鸟并左上一个趴得很开的“人”字符号，后来以方便加双人旁的“隹”置换了所指差不多“鸟”字成为“雁”。想来，古人从田地里直腰稍息之余，看见天空中排成箭头形状或者“一”字扁担的大雁缓缓飞过，就会意识到，收获的秋天已经到来——好有诗意的画面！塞北的感觉怕又大异其趣，多半会是：凛冬将至！
门（mén）——繁写作“門”，甲骨文中就是两扇门的象形。门最大的特点是可开可合，于是有闸门、阀门；跨过一道门槛就抵达另外一种境界，如门道、窍门。门也可以代表一户人家，于是有豪门、门阀、门第等；由此可代表一定的类别，如佛门儒门、门类门徒等。
紫（zǐ）——作为一种颜色也是古今一义，大约是红色与蓝色的中间色。古代有“五正色”之说，即东方青、南方赤、西方白、北方黑、中土黄。中国丝绸业源远流长，染色工艺主要体现在丝织品上，所以“紫”字以“丝”字形旁。紫色作为一种间色，古人很难制备，所以成为一种高贵的颜色，比如天帝所居称为“紫微垣”，皇城被称为“紫禁城”，还有“紫气东来”的说法。中世纪的西方也是如此，据说只有圣母、天使和教皇才着紫衣，直到19世纪的维多利亚女王，还以着紫衣为彰显王权的标志。今天讲某人“红得发紫”，不单指广为人知，还包含了一层意思，即拥有了某些常人没有的特殊权力。
塞（sāi/sài/sè ）——甲骨文象形中构件比较多，大约是堵塞房屋墙体的漏洞。相应的义项就是从这个本义衍生而来。念sè 一般用作动词，堵塞、阻隔的意思，如鼻塞、塞车、敷衍塞责；念sāi是指阻塞物，如瓶塞、木塞等；念sài是作名词用，如塞外、关塞、要塞等。从几个关联字也可以看出塞字的本义来，如“寒”，指冷到床单下需要塞进更多被褥；如“骞”，形容马裹足不前；如“赛”，本义表示赌博前把钱币投入箱子作为赌注；如“寨”，表示由木桩等围合的要塞；如“蹇”，表示因被阻挡而行进困难。
回到标题。究竟什么叫“封建”，如果按字面意思理解，那就是先秦的“封土建国”，即周天子划一块地给诸侯，并垒起土堆作为疆界标志。被“封建”的诸侯，理论上当然对周天子负有朝贡、跟从征伐等相应的义务，而诸侯国之内的行政，则享有充分的自主权（起初也是模仿周天子的封建，对下层层分封）。这种体制可以看作基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，周天子统治能力无法抵达基层的一种权宜之计——这种二元政治并不稳定，随着耕战技术的发展，诸侯做大就想争王称霸，乃至一统天下，结果是强秦胜出，“废封建而行郡县”。作为一种实体的政治架构，尽管后世还有些反复，但中央集权的“郡县制”对地方自主权比较大的“封建制”已完全胜出，如此直至晚清。这就是所谓“百代皆行秦政法”。
中央集权的“郡县制”之所以能够最终确立并屹立不倒，还与隋唐开始建立的科举制度有关。如果说韩愈的《封建论》从理论上否定了“封建”的合法性，那科举制度则是从操作技术上杜绝了“封建”的可能性。后世当然也有封王封侯的，比如皇族宗亲一般都会封王，晚清的曾国藩也封了“一等毅勇侯”，但不仅没有封国或者封地，更不存在地方行政中的自主权，也就不是周代意义上的“封建”了。也因为如此，封建体系中常见的中央与地方的矛盾，就转化为统治阶层“官”与被统治阶层“民”的矛盾，这种矛盾总会不断积累并周期性爆发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老有农民起义，而社会制度并未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原因。
那近代革命变革的是什么呢？反对“封建制”吗？似乎已经消失两千多年了，或许可以反还存在的“封建意识”；反对中央集权的“郡县制”吗？好像当然也不是。但连续革命的后果，的确使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比如皇帝肯定是没了，民族也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压迫而获得了独立。改革开放以后，国民也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富裕……仿佛看起来没什么好反的，那为什么国民还是感到社会问题重重、幸福感严重不足呢？这得借助另一条线索来讲。
按通常的理解，部落时代的特点是个人属于集体，首领也属于集体，不仅不存在私有财产，每个人本身都作为财产而被集体所拥有，因为个人包括首领都只能依附于部落才能生存。“井田制”时代，有了公私之别，但这个“公”并非是包含所有人的公，而是指具有统治权的血缘公族。而在典型的封建时代，“民”显然是被一国诸侯作为自己的财产或者说资产来看待和约束。战国时期，开始出现不依附于特定贵族和诸侯的“自由人”，苏秦张仪们依赖自己的学识和能力游走谋食于诸侯之间。秦以后，士、农、工、商的身份社会基本确立，就是说一个人必须依附于自身的特定阶层，才能获得生存资源。如前所述，当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稳固后，社会基本分为官与民（泛指没有取得过“功名”的家庭，主要是农民）两个阶层，官员必须依附于皇权，平民则只能依附于被权力控制的土地，且相对处于弱势地位，至于无所依附者，那就成为流民了。按理说，“和气生财，平等交易”的商人阶层其实是最容易游走于各个阶层从而获得相对独立性的——也正因为可能颠覆身份社会的秩序，他们反而在历朝历代都受到无情打压！
马克思认为，资本主义对封建社会的颠覆，固然让人摆脱了对自身特定身份地位的依附，而成为自由人，但又“自由地”依附于“物”，从而产生了人的异化，并向往以消灭私有制为手段，让社会成为“自由人的联合体”。按这个逻辑，摆脱各种身份约束和身份依赖，成为一个“自由人”就是必由之途。自由意味着更多的选择，也就意味着社会必须首先是多元的，所谓主流那也应该是多数人自由选择的结果。反观眼下的状况，只能说还存在各种各样大量的依附关系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凭借自身努力做到市长的高位了，但因任何原因突然不是了，那你马上几乎就什么都不是！工商阶层就更不用谈了，打回原型那是分分钟的事。如果说，反封建就是反依附关系，不管是对人的依附、对组织和权力的依附，还是对物的依附，那一定还任重道远！